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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诸子百家

  在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方面,从秦亡到汉兴,短短的十五年历史,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片幽幽的思考和意味深长的反省。建汉之初,对前朝政治作一个理论的总结和评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实际上,不妨将之看作是一场有关汉代治国之道选择的“大讨论”。陆贾应高帝的要求著作《新语》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贾谊则写出了垂名千古的篇章——《过秦论》。贾谊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灭六国、兼并诸侯所依靠的是铁硬的手腕和绝对的军事强力,“南面而王天下”所依靠的如果还是这套路数,显然是行不通的。秦王为政的错误,首先发生在思想认识上。即,没有能够对获取天下之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作出全面、正确的估计,思考与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还没有彻底从战争状态下走出来,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改变策略、易弩更剑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兼并天下可以凭借一时强盛的武力和法家的严刑酷律,但治理国家却需要换一种手法,即通过安抚怀柔、顺服感化、仁义规劝、舆论引导等途径来赢得民心,增强统治核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攻”之道毕竟不同于“守”之道,“攻”之政也一定不同于“守”之政。所以,能不能施行仁义之政,就成了守住天下、把持江山的要害与关键。贾谊的论点在汉初时代几乎赢得了学界与政界的普遍认同。这可能为不久将来的儒学独尊大造了舆论。

  政治上的无为之治对学术界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宽松、自由学术氛围的形成。高帝建汉之初,“敢有挟书者,族”的秦律依然存在。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的直接灾祸就是学术的凋敝。大概在高帝之后,才开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惠帝四年,废挟书之律。文帝即位,更加留意于学术,曾遍寻治《尚书》者,得秦博士伏生;朝中有博士官七十余人,包括诸子传记博士、《诗》博士。又任用贾谊、晁错、阴阳家公孙臣等为朝臣;一度还酝酿改制度、易服色。

  幸免于秦焚的古籍,此间多有出现。自吕后至文、景之世,由于当政者奉行黄老之学,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未曾加以干预,诸子学术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就连诸侯王都倾心于学术,楚元王刘交、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的身边都聚集了一群学者,从而在朝廷以外,形成了一些学术中心。譬如,刘安就“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而为其著述立说。刘德的门下,“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宫,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又因为“书颇散亡”,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正是由于文帝以来几代君臣的努力,诸子的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司马迁以为:“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学术文献的复出、收集、整理与研究,使得诸子之学的再度繁荣具备了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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