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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全民读经热”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前往长安读书,专门研修儒学经典《尚书》。就读期间,因为资用不足,曾经和同学合资买驴,让从者代人载运,以运费补给开支。刘秀求学有艰苦经历,但是后来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成就。然而他却以成功的政治经营,建立了一个王朝。而一个具有特殊文化风貌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皇帝亲自开创“全民学经热”

  “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往往出于亡命无赖明显有别。《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每到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问雅,对于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当时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是惊人的。就全国而言,有人测算,东汉后期每万人中即有太学生六人,顶级学历的知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率如此之高,也是历史上罕见的。

  人人都好学

  不仅帝王亲自倡导儒家经典的认真研读,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受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先后注册的学生多达一万六千人。“负笈”千里求学,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习见现象。汉和帝邓皇后曾经命令宫中宦官学习儒学经典,然后向宫女们传授,后宫中于是形成了“左右习诵,朝夕济济”的学习风气。

  儒学教育无孔不入

  当时上至宫廷,下至山野,儒学教育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著名学者承宫自小是孤儿,八岁时为人牧猪为生。乡里一位名叫徐子盛的读书人,为数百名学生教授儒学经典《春秋》。承宫路过其门下,听诸生讲诵,心中欣慕,久久不愿离去,因为以“弃其猪听经”,招致雇主追寻责打。承宮为诸生所同情,于是留下来,一边为学堂打柴,一边旁听学习,后来竟然成为大儒名臣。由执政集团刻意倡导的经学学习热潮,可以说有所成功。以此确立意识形态正统并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也是有效的。

  “全民学经”的恶果

  儒学道德的约束,实现了社会安定。但是认真思索,我们又可发现,儒学在当时文化教育系统中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百家之学的发展和普及。随着东汉儒学地位的上升,学界同时出现了阴暗与腐败。从东汉后期的历史看,正统儒学不能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亦无力挽救政治危局。

  儒学教育原来并无用处:改变不了黑暗政治

  面对东汉晚期的黑暗政治,太学生运动和党人的抗争表现出激进的斗争精神。但是这种抗争并不能扭转东汉王朝的败亡。当时渊博如蔡邕一般的大学问家,也往往不能明辨政治争斗中的“是非”。东汉末年,一些开明士人,如后来在民间成为智慧象征的政治活动家诸葛亮等,以对实用之学以及法家文化遗产的重视,表达了对“浮华”“迂滞”的经学的厌弃。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抄写,实际上即专意推荐的必读书,都是法家著作和兵书。孙权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自以为大有所益”者,不包括儒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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