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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窑古村

  竹筏远上蕉滩 碗窑旧称蕉滩或蕉滩碗窑。明末清初,福建连城县的巫氏等先民为避战乱,一路内迁,至浙江省苍南玉苍山麓南坡(原平阳县)蕉滩时,被当地的资源条件吸引,定居下来,重操原籍旧业———手工操作烧制陶瓷器皿,尤以青花陶瓷闻名。代代相传,在清乾隆年间达到极盛。

  据史料记载,当时碗窑小小一个村落,竟吸引了40余姓聚居,人口多达4000人。碗窑人秉传祖业,埋头做碗,除了三四家开小客栈的,另有十来个人懂一点“官话”,给不通当地方言的客商们做做“翻译”,其余的几千号人口基本从事手工制陶。村里客商云集。虽然龙窑(阶级窑)多达18条,但手工出品慢,要货的人又多,商人们为了屯足货,甚至一住半年。

  碗窑地处偏僻,生活简单寂寞,为了留住客人,村里集资兴建戏台。村民们财大气粗,一次性在半岭、下窑各盖一座戏台。第二年,又按当时习俗,在戏台对面盖三官殿(意谓演戏是为了祭祖娱神,以避嫌伤风化)。碗窑的三官殿和戏台工艺十分精良。三官殿里大大小小的藻井多达13个,形状各异,无一类似。藻井层层描绘人物、诗词、花草———据南戏专家们考证,至少绘有12支当时盛行的戏文。

  经过鼎盛期,碗窑渐渐走上下坡路。1936年,全国到处闹饥荒,谁买碗?碗窑人只好将碗垒在家里,最后终于停产。解放后,碗窑曾有过几次起色,先后办过生产合作社等,村民们的户口也迁为“居民”。生产设备有所改观,但传统的制瓷设施仍保留沿用。1958年,该地兴修水利,建造桥墩水库,根据用地规划,水淹下窑。

  窑灯指引乡路

  碗窑曾经锣鼓喧天,戏文不断。下窑在唱,半岭也在唱;这个班子还未开拔,下一个班子又已到来———温州各地区的班子,但凡稍稍出色的,都曾在碗窑献过艺。

  空前活跃的气氛,极大地刺激了来此演出的戏班子。几乎天天在“斗台”。有一个叫“天然舞台”的班子,演《大补缸》时甚至用上了真刀枪(红缨枪)。那边台上激烈打拼,这边台下直擦冷汗。最后一声怒喝,红缨刺去,刺下对方耳环!

  如此卖力,当然是因为碗窑是个大主顾,长年开唱,报酬又高。解放初期,温州的票价是每张1毛钱,碗窑卖到2毛5分,一场售票1300张。

  那时碗窑还很完整,人口众多,屋檐相挨。孩童放学回家时,如遇上突来的山雨,就急忙贴着屋檐儿走,从村头走到村尾,回到家,身上没沾一点雨水!天黑时,碗窑点灯了,豆黄色的菜油灯轻轻地摇曳在每扇窗口,望上去,层层叠叠,错错落落……

  当然,村里最高、最亮的,还是半岭三官殿前的那盏三官灯。此灯有专人照看,临黑时一拉机关,灯盏顺着旗杆缓缓降下,上足油,点亮,放回灯罩,拉动杆绳复位。三官灯高高地亮着,不管刮风下雨。夜行者远远地看见了,一颗心顿时安定下来———碗窑到了…… 那时,碗窑的生活水平是远胜于附近村落的。村里的姑娘很少外嫁,外村的女孩则以嫁入碗窑为荣。

  最后一缕青烟

  今天的碗窑村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青壮年都远走他乡找生活,很少人愿意学烧碗窑的手艺,因为赚不到钱。一年来,碗窑的村民收入基本和去年持平,但常住人口足足下降一半多———去年常住150人,而今年,仅余70来人!

  村子里,几座空弃的小院落,野草高过膝盖。老农拖着锄把,慢慢地锄着。锄下的草堆在石门台前,划上火,一缕青烟时浓时淡地飘着……

  也许这一切渐渐地都将淡成历史。碗窑的戏台息了清音,已近20年;碗窑最后的一条龙窑,断断续续地在烧着耐火砖……

  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先生遗憾地说:窑是这个村的灵魂,窑停了,碗窑也就失去灵魂所在了。村人的诉说十分无奈: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喜欢上了细瓷,粗瓷没了市场。陈先生认为碗窑的瓷胎很细腻,一点也不粗,主要是釉,应在釉上下工夫,稍作改良,然后在销路上打开局面,“粗瓷并不是停产的症结,生活条件越是提高,越有人喜欢朴素的东西。像日本的粗瓷,一直在国际上高销,就是因为它在工艺上设计得好,很民族化,拿在手里一看就知道是日本的。”

  碗窑村何时能够找回她失落的美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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