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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哪?

  我所选择的四大经典(老子、孙子、论语和周易),和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有关系。也是西方汉学家选择的四大经典。因为西方人很重视思想史,比如他们讲到希腊经典,一定会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思想家的东西,所以他们在中国古籍寻找的也是最有思想和智慧的作品。我们研究西方要读圣经,他们研究中国,在道教里找本书,当做宗教经典也可以理解。而且传统所说的经典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比如《论语》,无论在战国还是汉代,都不会算作经,它在汉代曾被视为传记,后来也恢复成经,所以经典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我讲的“冯胡异同”里,胡适先生一个重要的贡献是,讲思想史不独尊儒家,重新拉回到诸子百家的范围内来讨论,所以儒家经典也是诸子文化所依托的一个经典,其实它还在子学的范围内,而非经学。

  易学革命

  说到《易传》和《易经》的关系,我们回过头看《汉书艺文志》就知道,在当时,选择术影响最大,所谓周易之学,虽然因为经学的作用,日渐被重视其思想内涵,但和今天一样,大家对它的兴趣主要在算命,所以仍作为一种术书在传播,在术书列里面,一方面,易学借助经学的力量,另一方面,用顾颉刚先生的说法,汉代的学术中,儒学本身就大讲阴阳五行,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也重视。阴阳五行,原本跟天文历算选择之书关系更大,但当时《周易》的地位已经改变了。从术书演变的历史来看,周易在战国秦汉时发生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跟我们自然科学史研究最密切的,是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到底怎么形成,在《易传》的阐释下,《易经》获得了新生命——它变成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个经典。而且,中国的数术方技无所不在,本身却没有一个经典,大家要研究阴阳五行学说,只好将《周易》作为经典。中国思想史中,关系到宇宙论和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周易》有独特的力量。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在讲一个孔子的时代就在读的最古老的经典,也要看到它在战国秦汉所发生的后续转变。这就是我理解的易学革命。

  《周易》一直被用于占卜,而扑克和占卜相似,都是概率统计学,占卜里体现的投机心理是特别普世的,就像现在人们算命,求医问药一样。希腊人不管干什么都要去神庙里去找神谕。但时常又要走后门,不断贿赂神庙的祭司,最终是想贿赂神改变结果。《左传》里也记载了人类这种相似的原始思维,一方面要卜筮,一方面对结果不满,会多次占卜,还会故意做相反解释。情况很复杂,经过多种解释和占筮,有一定的随意性,根据自己的意愿,这需要去研究占卜的心理学。

  我们不能把中国当怪物,觉得外国有的中国就没有,比如,自然哲学是西方概念,我们过去想到自然起源问题,在西方宗教中,首先有创世纪。那么,中国创世纪在哪儿?中国人对宇宙怎么看?对这点来说,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是不代表没有自然哲学观。中国的宇宙论和自然秩序,集中起来就是阴阳五行学说。虽然,阴阳五行学说并没有一本专著,而是散见在相关的自然科学分支里。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也未必能有人专门对其进行科学研究,通常放在哲学系里,被搞思想史的人研究一下,但是中国毕竟是有这种传统的,在当代,对具体学说而言,它对中医理论的支配性较强。

  港台学术

  讲新儒家需要注意港台学术的政治背景。即使在台湾,文化也与政治运动相关。1966年,大陆在搞文化革命,台湾搞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内资源就是新儒家和其理解的传统道,外部与美国当时一个基督教组织相关,这个组织在搞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要以基督教的道德来统一其他道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是以儒家为核心。希望建立儒教,领导四大宗教。新儒家宣言,基本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非常相似,近年来大陆很多非常响亮的政治口号,是从台湾来的,比如大爱无疆就是台湾的净空法师提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来也歇了,原因就是李登辉上台。但是他们那边歇了,我们这里兴起了。

  台湾学术这些年在中国放大,和中国现代思想界的生存状态有关系,历史基本都是吃后悔药的,都爱往以前看。离我们最近的后悔药就是台湾,现在台湾有一种神话,说传统文化都在那里。比如1948年底,蒋介石发动抢救大陆学院文化计划,台湾本地不知什么叫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国民党带去的。

  台湾学者有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没有太多的政治运动,但学术也并非脱离政治。同样大陆学者也没有中断传统文化,中国文物也没有全跑到台湾去,绝大多数在大陆。学者也在这儿。你去看看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印书馆的书目。古典文献的出版都是很多的。对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要做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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