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焦虑孕育着中国的社会危机
南宁假军人车辆肇事引发聚众打砸事件
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暴力倾向有加重趋势,如果不能找到舒缓之策,发展下去可能导致社会危机,严重处还会迟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月13日晚发生于南宁的假军人车辆肇事引发聚众打砸事件,就说明这一点。可以说事件中孕含或折射出来的社会情绪,特别是非理性表达方式,必须高度关注。
其一,非理性表达具有传染性,危害无限大。近年来影响全世界的西亚北非的国家动荡,就是非理性表达的结果。沿着演化过程梳理,我们会发现整个事件起因很简单,就是突尼斯一个名叫布瓦吉吉的青年,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街上卖蔬菜水果,当财物第八次被警察没收后,感到生活无望而自焚,由此引爆民怨,仅一个月就将突尼斯政府摧垮,此后化作蝴蝶效应传导开去,也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一个个国家卷入其中,至今尚无结束迹象。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众诉求有问题,也不是说民众就应当逆来顺受,接受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而是认为忽视了社会条件和基础,在理想主义基础上采取了非理性表达方式,结果只能走向初衷的反面。由此带来的灾难只有由民众承受,苦果只能由民众自己吞下。
其二,从国民性和文化心理分析,中国拥有强烈的非理性表达的社会基础。或许来得尖刻,但仍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华民族生性温和但理性不够,盖其中之原因,在于几千年封建统治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导致了民众缺少独立思考能力,这一点与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西方国家比较更突出。顺民在封闭的社会确有利于管理,有利于社会稳定,但顺民不经过启蒙,不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直接进入开放的社会,必将因无法承受个人权力急剧放大而失控,或被操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了感性替代理性的暴民。再加上中国的文化不是一个妥协的文化、协商的文化,而是胜者王侯败者贼、赢家通吃的价值观盛行的文化,这就导致矛盾产生后无法化解,只能累积直至总爆发。这就是西方有学者评价中国一直处于历史的童年,或在起点上轮回的重要原因。其实,看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的义和团运动暴民化,五四运动中的过激现象,再到文革和89风波的异化,很容易发现其间的非理性表达问题。尤其不久前的钓鱼岛争端,抵制日货声闻全国,在爱国的旗帜激情燃烧,然而你很难看到谁把自家索尼、夏普电器搬到大街上砸掉,所砸掉日货只是别人的汽车和商店,其间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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