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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之争二:孔子的药方(二)

  关于三年之丧的辩论,则谁也没能说服谁,不欢而散。据《论语·阳货》,有一次,宰予跑去对孔子说,三年之丧,这时间也太长了吧?照学生看来,有一年也就足够了。为什么一年呢?因为陈米吃完(旧谷既没),新粮登场(新谷既升),就是一年。打火用的燧木,春夏秋冬,各取一种。一个轮回(钻燧改火),也正好一年。所以一年合适。

  这无疑是对礼乐制度的直接挑战。但宰予不愧是言语科的学生,话说得理直气壮。宰予说,为什么要反对守丧三年?因为“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礼坏乐崩一词即出典于此)。三年之丧既然会导致礼坏乐崩,当然应该改革。

  宰予的话说得有理有据,孔子无法正面批驳,便问: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细粮穿丝绸,心里好过吗?宰予说,好过呀(安)!这下子孔子无话可说了,只能气呼呼地对宰予说:“女(汝)安则为之!”你心安理得,你就那样做好了!孔子接着说,一个君子,在他居丧的时候,因为悲痛万分,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听音乐不觉得快乐,这才要披麻衣、吃粗粮、住草庐。你既然心里好过,你就吃你的细粮,穿你的丝绸,听你的音乐好了!

  听了孔子的话,宰予一声不吭就出去了。这时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呀(予之不仁也)!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三年以后,父母亲才不抱他了(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所以“三年之丧”,是“天下之通丧”。宰予这人“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最后这句话,也有各种翻译。一种是生气的口吻:宰予难道就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吗?意思就是:他怎么可以批评三年之丧?第二种是惋惜的口吻:宰予不也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吗?意思就是:他怎么会去批评三年之丧?第三种是同情的口吻:宰予恐怕是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吧?意思就是:要不然怎么会批评三年之丧?但不管哪种解释,“三年之丧”都源于“三年之爱”。

  孔子的这个说法,后来遭到了墨子的猛烈批判。墨子说,用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之类的说法,来解释三年之丧,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小孩子依恋父母,是因为不懂事(愚之至也)。所以他们找不到父母,就会号啕大哭。儒家的智商,难道就是小孩子的水平(《墨子·公孟》)?这个批判,当然很机智,却也未免把孔子看简单了。其实孔子的意思,是所有的爱都必须得到报答。父母亲抱了我们三年,我们就应该为父母守丧三年。这就是爱和爱的回报,也就是“仁”。没有这份爱心,就是“不仁”。仁为礼乐之本,有仁爱就有礼乐,反之则无。所以孔子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话直译过来就是:明明是个人,却没有爱心,那他会拿礼怎么样,又会拿乐怎么样?不当回事呗!

  事实上也是不当回事。比方说,“八佾舞于庭”。佾,音义,也就是乐舞的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用几行,就叫几佾。我们知道,古代的乐舞,并不简单的只是艺术,它也是政治,是伦理,是礼。所以,佾,不是可以随便用的。按照周礼,天子八佾,也就是每行八人,一共八行,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是每行的人数与佾数相同,叫做“行数人数纵横皆相同,故曰佾”(《字汇·人部》)。如此,则天子八行,六十四人;诸侯六行,三十六人;大夫四行,十六人;士二行,四人。超过这个规定,就叫僭越。可是,鲁国的大夫季孙氏(可能是季平子),却公然用了天子的礼仪,让六十四人排成八行在庭院里演出乐舞(八佾舞于庭),这就是极其严重的僭越了。因此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这话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忍心做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另一种是: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这就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显然,礼乐的根本,就是“仁”,也就是爱心。有没有爱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能不能实践礼,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就叫“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因此,礼坏乐崩决不是礼乐制度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性出了问题,是人心出了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回爱心,让世界充满爱。

  问题是:找得回来吗?

  孔子认为找得回来。因为爱心就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仁的基础也在每个人的人性之中。这就是“亲亲之爱”,也就是对自己的亲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爱。这种爱,是与生俱来、天然合理、无需教育、不证自明的,也是最真实、最可靠的。《论语·子路》所记孔子与叶公的对话,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叶,音射,楚县名。楚国的县官,大的叫公,小的叫尹。叶公,就是叶县的长官。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很“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去举报(证之)。孔子说,我们的“直”和你们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就是直,就是真实、坦诚、直率(直在其中矣)。

  这话我们听不懂。要说“子为父隐”是孝,“父为子隐”是慈,还讲得过去,怎么会是直(真实、坦诚、直率)呢?原来,孔子理解的真实,与我们今天讲的真实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真实,是科学的真实,事实的真实,物理的真实。孔子讲的,则是道德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心理的真实。孔子认为,一个人亲爱自己的家人,是最真实的。因此,他为亲人隐瞒事实,其心理动机和情感体验也是真实的。这是人性的真实,也是最高的真实。没有这个真实,连人都不是,还说什么其他?这就是孔子的真实想法。毫无疑问,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甚至很有道理(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五节),但也有很多问题。比方说,中国人一事当前,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甚至不惜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又比方说,学术观点不同,往往发展为门户之见,甚至人身攻击,就有这种思想的影响。当然这是后话。

  仁爱之心既然植根于亲情,那么,事情也就变得简单好办了。首先,可以对已经遇到麻烦的礼乐制度进行积极的改革。因为所有的道德规范,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都可以解释为爱。君仁,就是君爱臣;臣忠,就是臣爱君;父慈,就是父爱子;子孝,就是子爱父。这样一来,那些繁文缛节就能简化为爱,统一为仁,原本难以维持的礼乐制度说不定就能维持了。第二,子爱父,父爱子,臣爱君,君爱臣,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就能实现以德治国。因为当时的天下,是“家国一体”的。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在家为孝子,出门就是忠臣。在家为慈父,在国就是仁君。第三,君爱臣,臣也爱君,政权就稳定。父爱子,子也爱父,社会就安定。总之,抓住了“仁”这个根本,就天下太平。

  孔子这方案看起来不错,可惜谁都不听他的。诸侯各国,依然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鲁国的大夫,也照样“八佾舞于庭”。孔子连他自己国家的局面,都扭转不了。能够说一说的,也就是自己的学生。比如前面说过的冉有,是理财专家。他当上季康子的大管家(宰)以后,推行田亩税和兵役法的改革(请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一年》),就让孔子极为愤怒。据《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季氏富于周公”已是僭越,岂能再搜刮钱财,富上加富(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于是就对其他学生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非吾徒也),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揍他(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冉有他们的改革方案,其实事先是征求过孔子意见的,但是孔子不肯表态,说孔丘不懂这些事(丘不识也)。再三问,孔子还是不说。后来季康子表示:先生是“国老”(退休的国之卿大夫),就等着先生的意见做决定(待子而行),先生为什么不说呢?孔子还是不肯公开答复,只是私下里对冉有说:君子做事,依礼而行(君子之行也,度于礼),那就是施恩力求丰厚,做事必须适中,赋敛尽量微薄(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就是孔子的意见,可惜季康子不听,冉有好像也没听。

  显然,孔子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是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管不了诸侯,管不了大夫,管不了大夫的家臣,甚至管不了自己的学生。所谓“小子鸣鼓而攻之”,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孔子真的很无奈。

  看来孔子的药方是不灵了。那么,墨子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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