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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行旅习俗

  长沙虽自古有舟、马、车、轿等交通工具,但民间行旅,至1949年仍以徒步为主。乡下人从儿童上学、少年打柴开始,就练就了一双飞毛腿,上县城,入省垣,总是穿草鞋,吃天光饭,五六十公里路程,午后就能赶到。就是城里人,也多为步行,如徐特立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时,总是穿街走到学校上课。毛泽东到定王台图书馆读书,每天都步行很远等着开门。

  夜间行路,常打灯笼火把。火把多为杉皮扎成,用稻草束紧,点燃之后,前后不断甩动,放出一道道弧形光芒。人多成伍时,远看赤光跳动,如火龙行进。除夕夜,收工线、讨帐的川流不息,灯笼火把,星星点点,四处游动,更具诗情画意。

  最辛苦,算驳货担脚,挑百多斤东西,长途跋涉,扁担闪闪,小跑如飞。如浏阳北乡常有人挑土布到省城,当晚交货,次日太早又挑着棉花等货回转,负重日行数十公里,有如家常’便饭,耐劳精神,令今人难以相信。

  轿子是昔日主要代步工具,除富者及老弱病残外,每个女人一生至少要坐一回。官吏坐的轿,等级森严,有4人拾8人抬的,还有16人抬的,人们分别称之为“四抬”“八抬”官人。民间有轿行,俗称轿码头,办理出租业务。长沙的轿,有马轿、蓬轿、镜轿、凉轿之分。马轿、篷轿多用竹制,较轻便,宜远行。马轿最简易,在两杠之间绑一坐板、踏脚板或竹椅之类即成。篷轿比马轿稍复杂,有蓝布篷盖。镜轿是木制的,装有玻璃,遮有布帘,宜妇人乘坐。凉轿多为私人所有,一般为藤制,有帆布或皮质篷盖,属军官、士绅专用。民初以前,有钱人常以轿代步,到轿行或街口随喊就是。轿夫日工钱仅3升米面已。但乘蓬轿的,要负责轿夫途中伙食;长途乘客到目的地后,要以一宿两餐招待轿夫,并付“小费”。乡下佃户抬轿,有的并无工钱,只抵“庄工”。所谓庄工,即农民佃种土地时附加的差役。轿夫常叹曰:“我们是被人踩着肩膀走的!”故1926年兴农会时,打轿子成一时风气。但直到1949年,乡下仍时见坐轿的。在市井,由于人力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到抗战时期,轿子就已极少见了。

  相传我国在夏禹时就有了车,亦有黄帝时就有车服的记载。古时陆路交通主要用牛车、马车。“车”作为城内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近代才有的事。长沙近代人力车始于1905年,乃仿造大西门日本洋行的木轮铁盘车,故称东洋车。至1915年,全城已有东洋车900多部。后来又先后将车轮改为实心橡皮盘和钢丝汽皮盘(叫黄包车)。至1929年,城内已有各种人力车3000多辆,渐取代轿子而成为市内主要的交通工具。长沙至1934年设公共汽车,人力车才逐渐减少。

  在乡卞,世世代代使用的主要运载工具是铁箍独轮土车。好车手可推近500公斤货物在小路上行进,如运送粮米、石料、石灰、牲猪等,几乎都离不开它。“吱呀吱呀”的交响曲在乡下总不绝耳。不管大路小路,只要有土车子经过,路面上无不碾出一条条深沟,俗称车槽,晴天一槽灰,雨天一团浆,车陷入其中,则滞结难动,“呻吟不己”。

  骑马,主要是少数军政人员及富商子弟所为,除驿站外,民间鲜有骑马的。长沙驿在唐代就很有名。明清时,长沙驿常备弹马约50匹,负责官府公文、军情传递和钱粮运送等项。遇紧急公文,须日驰200-400公里。

  长沙河运历史在3000年以上。晋代《荆州土地记》就有“湘州七郡,大所出,皆受万解”之载。宋代,潭州(长沙)年产船数百,有载曹米万石的巨舰,可见古代长沙河运之发达。但直到清末,长沙航行仍主要靠木帆船。浏阳河、捞刀河、沩水、靳江河等不但是杉木、摘竹外运的主要通道,而且是粮运客运的重要途径,小船可直达其中游乃至上游。如在清代中叶,从长沙乘船可达捞刀河的上游??浏阳社港,当地尚有宿船滩地名,后因修建了乌龙坝,上游才断航。

  船民四季出没风波里,被称为“船拐子”,生活艰险,禁忌很多。平时脱口而出的话,他们当作是未来凶吉的兆头,叫“口风”。他们说话特别忌讳龙、虎、鬼、梦、翻、滚、倒、沉等字眼,而将龙说成“溜子”,姓龙说姓“溜”;虎叫“猫”,腐乳叫猫乳;斧头叫开山子;鬼叫浸老倌、矮老子;梦叫黄梁子;帆叫风篷;睡觉翻边叫斜边;滚水叫开水;姓陈说姓“袍”……开排启航,不但要择吉日,而且要遇好兆头才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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