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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翻译: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兵器短的被敌人刺到,铠甲不坚固的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现在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变,凭借徐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末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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