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 一个被埋没的非著名旅行家
随着中国旅游日的确定,有“中国古代杰出的旅游家”之称的徐霞客,再次高调出现在公众面前。因为旅游日所确定的日期,正是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日期——5月19日。其实,无论中国旅游日定在哪一天,都和徐霞客密切相关,因为申报入围的备选日期很多都与徐霞客有关。
徐霞客当之无愧的是中国最著名的旅行家。相比于郭德纲自称为非著名相声演员,另一个同样有“中国古代杰出的旅行家”之称的王士性是真正的非著名旅行家。知道他的人确实太少了。
他在人文地理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几乎被世间忽视了近四百年。直到1985年12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当代研究历史地理学的权威谭其骧先生提出,要建立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就必须重视和研究王士性的著作,并把王士性与徐霞客相提并论,认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
王士性生于1547年,在万历元年即1573年考中了举人。但是,在第二年赴京城参加的考试中,他没能进士及第。落榜后,回到浙江老家,他排遣郁闷的方式是游览家乡的名山大川,把金华和温州的名胜走了个遍。那一年他27岁,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重要旅行。然后,再回到家中,苦读三年,考中了进士。在之后的做官生涯中,官做到哪儿就游到哪儿。
徐霞客比王士性晚生四十来年,是江苏江阴人,说起来与王士性的家乡不算太远。徐霞客同王士性一样,也生在江南官宦之家,也自幼喜爱游历。不同的是,徐霞客没有考取功名,他走的是一条自助游的路,用今天的话说,是更纯粹意义上的“驴友”。他们几乎都游遍了明朝所辖疆域,徐霞客独缺四川,王士性单少福建。
在明朝,旅行最远的人应是官员。朝廷一个命令下来,常常就是跋涉千里的调动,这种旅途在当时应该是相当辛苦的。1589年,王士性在南行的路上,对着镜子一看大吃一惊,不禁喟叹自己风尘奔波,怎么华发星疏老得这么快。但是,一到了山水之中,王士性便又豪情万丈了。
《俯察大地——王士性传》的作者徐建春说,王士性虽生性勤谨,却也不无懒散。平时不修边幅,在诗文中常有厌烦世务向往山林清幽的情绪。或许,比起在衙门里当官,他更想过“遥从马首觅青山”的生活。在明朝当官的人中,一辈子奉令跋山涉水的一定很多,但像王士性这样,一路上兴致勃勃考察山水和人情,并写下精彩地理学著作的官员,只有他一个。
他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人文。比如,他在浙江行走时,就有段议论:杭嘉湖平原上的人,水系发达,又通商贾,非常富裕,所以风尚奢侈;而金华衢州一带,地处山区,民风刚烈又轻犯刑法,但生活俭素;到了温州、宁波,海滨之民百死一生,有海利为生不甚穷,风尚就在奢俭之间了。饮食之习不同,如:“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他以不同地理环境来分析人群的特点,这在今天看来不稀奇,但在四五百年前,在中国地理学中是先驱之作。
本来,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主张,最好这个帝国的人民都安居乐业,自给自足,不要出门。在洪武年间,一个人的自由旅行里程只有100里,如果出这个范围,要领通行证。无证通行的人要被处以80杖刑。但是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在帝国大路上行走的人却越来越多。
明朝末年,社会中的旅游——不为官差,不为贩货,也不为赶考,就是为了出来寻乐——风气之兴盛,可能超出我们今人的想象。当然,这里旅游的主体,还是文人墨客和官员。根据台湾学者巫仁恕的研究,晚明时社会上不仅旅游手册类的书籍大量刊行,而且交通工具和食宿提供都日益商业化,导游成为职业,甚至出现今天旅游套餐类的服务项目,你只要出钱,出行、食宿、娱乐一条龙服务。
正是上述大众旅游的基础,才在明末诞生了两个杰出的旅行家——徐霞客和王士性。
王士性以其敏锐的眼光,在16世纪就已萌发了旅游的“产业”意识。他在《广志绎》卷四中写到游西湖时,注意到当地居民以旅游业为生,分工细致,已经相当专业化了,而且很赚钱,“日不止千金”。但当地的有关部门经常去禁止他们,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王士性说,这样不但那些打渔的、划船的、唱戏的、卖酒的人失业了,我们这些游客也很不方便。
当王士性感到自己已经体力衰退走不动了,就坐下来整理他的地理著述。他从到南京的第二年开始写,写了一年,《广志绎》写成,还没能刊印出来,就猝然去世。这一年,正是1598年,大明朝的兴盛到了极点,悄悄开始显露败象。9年之后,徐霞客开始了他著名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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