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兰:耻感文化溯源
中国人是很看重耻感的,耻感文化可以追根溯源到儒家思想之中。可以说,中国的耻感文化是儒家耻感文明数千年来积淀的结果。儒家之“耻”的三层内涵儒家极其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求塑造理想人格。孔子极力赞扬颜回的“不二过”精神,子路闻过则喜,细分析这中间就存在着耻的问题:道德与人的羞耻感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羞耻感是人的道德底线,丧失了羞耻感做任何恶事都不会觉得良心不安;有羞耻感则会激发行为上的调整,促进理想人格的形成。大致而言,儒家之“耻”有三层意思:首先,德治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能使民众知耻。孔子希望建立以仁为实质内容,以礼为制约形式的德治社会,所以耻和儒家理想的政治社会相联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是说,若仅以刑罚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是羞耻的;若以德治教民,民便有羞耻之心,且能端正自己的言行,从而自觉地有所不为,自觉地避免犯罪。道德有其底线原则,这种原则的最终实现,是由耻辱感来完成的。其次,具体来讲,孔子认为应以“不信”为耻。孔子认为人应该言而有信,不能信口开河;言行不一,自食其言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正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最后,知耻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孔子把耻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说,不管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只知道自己做官领取俸禄的人,是可耻的。把个人的贫贱荣辱和国家兴衰存亡联系起来,应该以国家的无道为耻,把国家的振兴看作自己的一份责任。这种联系体现了士大夫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如果说在孔子那里知耻是对人们行为的外在要求的话,那么,孟子则把“羞恶之心”作为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在规定性,视之为人之为人的依据。“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特别强调耻感对个人的意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也就是说,没有羞耻感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也十分重视耻,认为圣人之道就是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强调要把抽象的道德原则和框框转化为具体的现实的行动,要使人们受其恩泽。总之,儒家把耻感同道德联系起来,认为耻感是成就道德理想的基本环节。用正确的耻感文化培育健康人格如今,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使一些人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对物欲的渴望和贪婪使他们的耻辱感变得非常迟钝,因而加强知耻教育很有必要。重新研究儒家的耻感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塑造国民的健康人格,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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