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页 / 帮助

汉初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重要源头,是在春秋末期社会大变革和“学术下移”的过程中,由孔子首先创立的。面对当时“礼坏乐崩”的局面,儒家标榜“仁”、“义”,主张“克己复礼”,企图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重建一种像西周那样的等级有别、尊卑有序的理想社会。

  儒家学派创立后,曾一度与墨家并称“显学”。但是,因为儒家学说既没有纵横家的捭阖之功,又没有兵家的出奇制胜之术,更没有法家以“兼吞天下”为目的耕战政 策,因此在春秋战国那样的重利轻义、重力轻德的纷争动荡的年代,儒家虽代有传人,并费尽心机地鼓吹自己的学说,但终未受到政治人物的重视。到了秦朝,秦始 皇“焚书坑儒”,重创儒家学派。

  秦传二世而亡,汉高祖刘邦代之而兴,刘邦马上得天下,也极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他认为:“乃公居马上而得 之,安事《诗》、《书》!”因此,在新王朝初兴之际,儒学面临着重蹈秦时厄运的境况。在关系到儒学存亡的时刻,有两个儒家人物率先劝说了刘邦,使当权者改 变了对儒学的态度,为儒学在汉代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两个人物就是“以客从高祖定天下”的开国功臣陆贾,和为刘邦制定“朝仪”而使其领略到做皇 帝威仪的叔孙通。

  陆贾,楚国人,约生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约卒于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陆贾在汉高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时常跟随刘邦,“居左右,常使诸侯”,发挥过重要作用。陆贾具有很高的学术修养,他是汉初在总结秦亡教训基础上为西汉王朝提供“治国安民”政略的第一人。

  陆贾认为,天下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儒学虽然对建立汉家王朝无补,但要使汉家王朝传之久远而不至于象秦那样二世而亡,则离不开儒家典籍的教化之功。 因此,他“时时前说称《诗》、《书》”,并针对刘邦所持的“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鄙薄、轻视儒学的态度,针锋相对地提出:“居马上得 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兼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 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陆贾在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教训,说出这番话,义正辞严,切中要害,刘邦听了虽不太高兴,但也面露“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何,及古今成败之因。’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这样,汉高祖刘邦在陆贾的劝说下,也已认识到了天下可“马上得之”而不可“马上治之”、天下可“逆取”而必须“顺守”的道理,认识到了要守住汉家江山除了用 “武”之外,还必须“事《诗》、《书》”、“法先圣”、“行仁义”。儒家学说终于得到了汉代的第一个皇帝的赏识,陆贾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汉代重儒”第一 人。

  但是,陆贾却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最纯、最早、最仁义”的至正至醇的儒者。他虽然重儒,但并不泥古,更不排斥其他各家,因为在他看来“书不必起仲 尼之门,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因此,在他的儒学思想中已吸收了一些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因素,以使儒家学说更能适应汉初实际政治 统治的需要。

  关于陆贾的著作,《汉书·艺文志》等著录有《陆贾》二十三篇,其中包括《新语》十二篇,《楚汉春秋》九篇,《赋》三篇。现在保存下来的著作,主要是《新 语》,另外《楚汉春秋》在洪颐煊的《经典集林》、茆沣林的《十种古佚书》和黄奭的《汉学堂丛书》中尚留有辑本,其余的著作皆失佚了。

  除了陆贾之外,叔孙通也是汉初劝说刘邦信奉儒学的重要人物。叔孙通,即叔孙生,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人,曾为秦博士,秦末为项羽部属,后降归刘邦。他不曾象 陆贾那样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为汉家王朝制定一套施政方案,他凭借他的丰富的“礼”学知识,为汉高祖制订了一套“朝仪”,并因此而得到了刘邦的赏识。

  根据《史记》的记载:“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 患之。”面对这样一种群臣无礼、皇帝不象皇帝、大臣不象大臣的情形,刘邦甚为不满。这时,叔孙通趁机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 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经过叔孙通的这番鼓动宣传,刘邦便同意了叔孙通的请求。于是叔孙通便与其所征鲁诸生三十余人,“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 为绵蕞野外”。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到“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时,面对庄严肃穆的朝廷礼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 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竞朝置酒,无敢灌哗失礼者”。在这种状况下,刘邦高兴地 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等这帮儒生,使刘邦领略到了做皇帝的高贵威仪,刘邦很尊崇这帮儒生。《史记》说:“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叔孙通本人也被后人尊为汉代“儒宗”。

  但是,与陆贾一样,叔孙通也非“醇儒”。他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认为“礼”是因时因世而变的,没有必要泥古,更没 有必要固守先秦儒家之礼。因此,当他到鲁“征诸生”时,“鲁有两生不肯行”,并斥责叔孙通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 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针对这两位儒生的迂阔之言,叔孙通笑 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在为高帝刘邦制订朝仪时,叔孙通也不是照搬先秦儒家之礼仪,而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诚如叔孙通的弟子所言:“叔孙 生知当世之要务”。

本文由'但痴梅'发布,不代表演示站立场,转载/删除联系作者,如需删除请-> 关于侵权处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