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院是什么九号院农研室资料介绍 杜润生被喻为其灵魂

“上接天，下接地”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丝毫没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农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这个事可不能开玩笑。”翁很震惊，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副部级官员”，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我爹我妈1936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是个局长，把我提到这一级，别说别人不服气，我爹我妈都会觉得很奇怪。杜主任说中央定了，你要服从组织安排。我说到此时此刻为止，估计上下领导对我印象还不错，但这个任命一公布，我就立刻成为王八蛋坏小子了，污水全朝我泼过来。”

一语成谶。他的任职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立刻引发轰动。随后，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翁永曦大刀阔斧，倍受关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毕业不久的袁崇法、魏唯、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担任起组长或副组长的职务(农研室一百多人，分为若干组和室)，组员不少是局级甚至部级老干部。他们说这是杜润生的智慧：职务和级别待遇并不挂钩。没有相应的级别和待遇，却委以重任。

“和当了官感觉不是一回事。”袁崇法每天沉浸在兴奋中，无论吃饭还是坐公车，开口就和业务有关。魏唯将动力归为成就感，“农村改革大步推进，明显感到农民的生活变好。我1968年下乡插队，对当年农村的情况太熟悉了。”加班干活，到农村去调研，和老乡聊到半夜，他感到充实。后来到了其他单位也加班，但“那股劲看不到了，没有那个心思了”。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主任魏唯怀念当时的氛围，“踢门就进太夸张，但杜老的办公室推门就进是没问题的。”

昆百大董事长何道峰更抒情，“平等和自由氛围，像种子植入了我的身体。”1987天夏，北戴河国务院常务会议要讨论粮食问题，重点是粮食价格倒挂(从农民收粮的价格高于供给城里人的价格)导致财政补贴节节攀升情况下如何确定粮食政策走向。农研室要拿一个上会讨论的文件。杜润生让小伙子们先拿个方案，指定由袁崇法、何道峰、戴小京负责找十几个年轻人在十八所讨论。

何道峰还记得汇报时，他们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就进门了。会议室里坐着主任杜润生、副主任刘堪和几位声名赫赫的老部长。老部长们疑惑地上下打量，杜润生则从容地让他们汇报。最终，表情复杂的老部长们肯定了他们的方案。

流通组组长段应碧是中年一代，回想起年轻人就笑起来：“他们去农村调查，穿个裤衩在人家炕上蹦，鞋也不穿。开大会时，穿个短裤就去讲话了，农民就想，中央来的干部怎么这个样子？”

他们从未问过杜润生为何信任自己。翁永曦偶尔会旁敲侧击：杜主任，这个大活让我们白丁来干合适吗？

“混账话！粮食怎么会过剩？”

九号院是个神奇的院子，当历史更迭到1980年代，北区院落里住进了3位国家领导人。一栋3层灰色办公楼坐落在南区，农研室大多人员就在那儿办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无数次走进小楼，研究或是争辩。

偶尔也会看到院子里独自散步的华国锋，赵树凯有时向他问好，他只是点头示意并不说话。有一次，赵的儿子在院里玩耍，华国峰和小朋友说话：你读哪个幼儿园啊，家住哪儿？

蒋中一过去和他握手，叫他华主席。华国锋说，我已经不是华主席了。蒋中一有点尴尬。

“我们还是叫你主席，党内不都是这样叫么？”

“不要叫我华主席了，我不愿你这么叫，就叫华老吧。”

“你在家里都干什么啊？”

“看书呗。”

1976年，华国锋出示了毛泽东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成了接班人。他粉碎“四人帮”，决心追随毛主席的道路，继续捍卫人民公社。但实践论最终取代“两个凡是”，被宣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包产到户”突破人民公社的边界，成了顺应农民实践的伟大成果。1980年代初，华国锋辞职，一拨老干部也被转移岗位，其中一部分来到农研室。

年轻人再一次惊讶，和自己共事的部级老干部就有二十多位，还有前副总理纪登奎等等。按照某些时期党的标准，他们中的一些人犯过某些时期的“错误”，到几号院也就带着贬黜的意味。但翁永曦说老人们乐于在九号院工作，因为杜润生“包容杂音”，他们总能“畅所欲言，心情舒畅”。

每年秋季，争论就开始了。各组调研归来，拿着自己的成果，提出新的改革方向。联络室也邀请各级官员、研究者参与座谈。老的，少的，保守的，开放的，坐在一起吵上七八天。最激烈的争吵经常发生在农研室老干部和农村发展组的年轻人之间。

在段应碧印象中，发展组年轻人自信，观点新鲜，常毫不客气地打断老人们的表达。

有一次他们和杜润生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一个方案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反驳，年轻人邓英淘脱口而出：“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领导人马上向年轻人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你们慢慢说，我仔细听。”

走出中南海，张木生以为杜润生会批评他们张狂，却听到他嘿嘿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小家伙”和老人的那些最激烈的争论如今看来显得可笑——能不能雇工？雇多少算是资本主义？——这些争论往往被拔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另一些争论夹杂着饥荒记忆带来的对粮食的感情。因而，当年轻人论证粮食相对过剩时，老人们强烈抵触：

“混账话！粮食怎么会过剩？”

戴小京描述这些场景时，坐在五星级酒店的餐厅，气氛有些不搭，但他沉浸在往事中。他试着理解老人们的历史。有一次他和联络室主任卢文出差，“老卢讲起战争年代带着队伍在十万大山里行军躲避敌人追击时抓过一个人，审问觉得八成是老乡，但也不排除奸细的可能。可万一是奸细全队就麻烦大了。怎么办？只能杀。队伍继续往前走时就听到后面大喊冤枉，之后几十年都为此而纠结。”这是戴小京第一次认真听老人们的故事，慢慢“脑细胞开始复杂起来”，“看上去很不合理的事也许有其深刻的原因。”

到了美国农业部，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保守派。看到美国人刷刷两笔画出了供求曲线、理性讲着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倏地想起饥饿的童年时代，曾一遍遍数着粮票，到了近乎强迫症的地步。他对他们说，“如果不只饿过一两顿而是持续地饿过一段时间，那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在你们看来粮食供求就是一个曲线，但对挨过几年饿的人可完全不同，在中国讨论粮食政策的时候，那可是直接联系到情感神经的。”

他开始接受——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个合理的东西必须脚踏实地才能往前走。那些年里，让戴小京触动最大的一个词是“实感”，脚踏实地的感觉。“每次坐到桌上来，先不要说我认为，而应该说我去哪儿了，看到了什么，之后才是看法。”

“这种鬼词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

在冲突中找到融合，正是杜润生所要寻求的。段应碧说，杜润生喜欢激烈的争吵，对只有单面意见的座谈会，他会宣布取消。他时常咨询年轻人的看法。如果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真正态度。

翁永曦很快领悟了杜润生的方法，称之为“反方向推敲”：倾向性极强的一件事情，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驳倒反对意见。反对意见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炼出来。这样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经过如此反复的调查、交锋、论证、磨合、折中，所有的政策被谨慎规范的语言包装成文件模样，最高层领导几乎不做修改就可拍板。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鬼词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何道峰笑着说。这些语言显示了在体制缝隙开拓空间的努力。尽管将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分离，不彻底的改革给往后留下了乱局，但改革似乎总伴随着妥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有一个保存了几十年的细节：

“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电梯里，刚出校门的陈锡文问杜润生。杜回答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某种程度上，杜润生1955年就体会过这种凶险。那一年，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中央委员会议上，毛宣布邓子恢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有人包括邓本人都义正词严地谴责邓。这是1949年后以意识形态批判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展开了。

往后，凡对农村经济有不同意见者，都被划入意识形态大牢，施之以专政压迫。在打倒“四人帮”的最初年月里，他们宣称，不满人民公社的，都是“四人帮”罪孽！直到1978年，万里挑战人民公社，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就连杜润生本人，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作为部门领导，表态总要和中央一致，不仅要讲不可以，还要讲出不准的道理。但心里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几个知道他推进方案有多积极，设法撕开口子。”段应碧说。

改革不够彻底，诸多妥协，但年轻人后来认为，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他们都记住了杜润生的一句话：“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为什么王岐山转到金融界？”

“如同金子般闪亮”——回忆起这段时光，81岁的姚监复用了这样的词汇。在他看来，农研室之所以能真正去做事，和它摆脱了利益关系密切相关。“管人财物，必然产生部门利益。农研室不管人财物，没有部门利益，是站在全国的角度考虑问题。”

“总理曾批10万部卡车，让农研室转给农村。我跟杜润生说，差价很大的，一辆就是多少万。能不能留1000辆指标作机动？他说不留；我说留100辆呢？他说不留，一辆也不许留，全部分下去了。”

当九号院突破了意识形态和部门利益的束缚，它催生出的一号文件迅速结出改革成果，1983年，农民有了“创世纪的大丰收”。它的成功促使更为困难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了。

一年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释放了信号：“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的莫干山会议贡献了“价格双轨”的改革方案。这是年轻人和高层改革者绕过官僚体制高墙的又一次遇合。农研室的王岐山和发展组的周其仁、邓英淘等人都加入其中。不久，他们就正式成为同事。

1985年，改革不断深入扩张，发展组也随之解体。张木生等人去办《百业信息报》。陈一谘带了一批人筹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出谋划策。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等人则留守农村研究，编制转入农研中心。1986年，杜润生为他们成立了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两年后，陈锡文和杜鹰、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长，王则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了。

“为什么王岐山后来转到金融界？”1986年进入发展所的王振耀分析，“因为在发展所时，他去和世界银行[微博]谈几亿美元的贷款，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刚开始，世行准备把那笔钱贷给别的国家，岐山领着五六个人的团队，一笔一笔、一个一个跟人家谈判，谈完之后世行代表知道中国改革有希望，决定贷款应该给中国。”

80年代中后期，王还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他很少署名发表文章，说自己就是提供平台的。在这个平台上，周其仁更像是学术权威，“周其仁评价高就意味着获得大家肯定。”1986年进入发展所的王振耀回忆，当他的一篇文章受到周“很高评价”后，王岐山也肯定了他，一年内将他提为非经济分析室副主任。

发展所成立之初，戴小京也被借调过去。戴还是学生时，就曾参加过发展组一些调研活动，成了外围组员，他暗想毕业后一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现在，终于可以和陈锡文、周其仁、杜鹰一块学习宪法、读书讨论、做调研。

王岐山“历史感很强，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并不轻易发表看法”，更爱推荐书目。王振耀记得王岐山推荐大家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经常在一起反复读。戴小京则记得，发展所建立之初，全体人员都在读《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分开章节分头阅读，之后每个人都要讲解和讨论。

读书会一结束，大家就下去调研，为下一年的一号文件做准备。但1987年1月1日这天并没有发布农村文件。

这年的农村文件是1月22日下发的，编号为五号文件。学者陆学艺注意到，这个文件和前面的写法有所不同，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一系列指导文件做了简要总结，像是告别演说，亮明心迹，祈望未来。

五号文件成了终结

问题从1984年开始变得复杂。农村改革开始与城市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年，农研室提出改革粮食统销统购制度——1953年建立这一体制，是为了低价收购粮食，以支撑工业建设。

当杜润生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谈起这一设想时，姚依林对他说：“老杜啊，让农民做点额外贡献，这种体制恐怕得维持下去。”杜润生说，“做贡献我不反对，但应贡献到明处。5%的土地税可提一两个百分点，其他都平等交换，以有利于激励生产。”姚依林说，“时机成熟可以这样搞。”

这一年大丰收带来粮食卖难、存难、运难，刚好是个契机。他们着手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合同收购和市场收购。这形成了1985年的一号文件主要内容。可1985年粮食出现大减产，随之而来的是粮价上涨、抢购恐慌，以及激烈的干群冲突。

事后看来，杜润生认为“大减产”另有原因，简要归纳有三：一是连年丰收的农民发展多种经营，转移了投入方向；二是政府对大丰收准备不足，采取了购粮“打白条”和拒购行为；三是改革统销统购制度时，合同制的细节不够科学，不能鼓励农民继续生产——在当时，这成了一些人否定农研室的证据。

这些人窃窃私语，说包产到户走到了尽头。赵树凯观察到，从上层到外界对于九号院有了质疑，甚至是激烈批评；农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种僵局，九号院似乎有找不到北的感觉。“在餐厅吃饭，或者在班车上，聊起下一步的改革，明显感到改革着力点不甚清晰。”

五号文件果然成了终结，之后两年就没有像前几年那样的指导文件颁发。在戴小京看来，这已不是发一个文件就能解决农村问题的年代了，利益矛盾日趋复杂。

1989年初，戴小京去海里参加国务院副秘书长主持的粮食协调会，听到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区在讨价还价，终于体会到“管柴盐油米的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自然和作为改革咨议机构的农研室有所分歧，“执行部门觉得你们老影响我过日子，老想着改革，我日子都过不了，改个屁，是吧？他说我刚要把日子过好，你又改。我们则说过日子的人太保守，要你们这么过，就过到黑去了。但终归还是过日子的人多，一旦出点什么问题，大家都说是我们把这篓子捅大的。”

这一年，“物价闯关”已经失败，当戴小京去参加物价改革会议时，能感到艰难的关口已经来临。会上，物价局几位局长：一个管今年的价格改革，另一个管明后年的价格，还有一个管长远价格的，都说自己这个阶段动不了。“改革”像是烫手芋头，成了击鼓传花。

九号院伴随着这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