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选择江泽民做接班人内幕曝光 揭二人特殊师生情

然而有“政治错误”的人还不止一个。在这同一期杂志上，就把张贤亮和刘吉并列了。张在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岁月里是个挺有名气的作家，其作品前所未有地刻画了专政下“右派分子”所遭遇的生理和心理的磨难，可是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总是有争议，现在，他又罪上加罪了。刘贻清在《中流》上撰文说，张贤亮在诅咒党中央。这在中国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倘若证据确凿，张就有可能被逮捕收监，甚至和他笔下那些悲惨人物有着同样下场。

刘贻清的证据是张的小说《无法苏醒》。它发表在 1995年第5期《中国作家》上。主人公名叫赵鹫，像张过去描写过的人物一样，是个“右派”，并且为此坐了十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却自觉自愿地回到监狱，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服满的徒刑。看来这个人的精神有些问题。有一天他终于要出狱了，却发现外面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 20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眼前，赵鹫想，“完了，‘文革’又来了”，然后昏倒在地，从此无法苏醒。张贤亮讲了一个荒诞故事，也许他在影射9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种被扭曲的社会心理、有一种复旧思潮。这一点为刘贻清格外关注。后者写道：“张贤亮妄言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这样的批评要是放在20年前，大家都不会觉得意外，可现在是1997年，就让人不免惊慌，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变，于是翻回来仔细研究这本杂志。《中流》一向以捍卫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这是一个挺庄严的理想(有人后来挖苦地指出，这刊名的含义不能符合创办者的初衷，因为“中流”二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其实是“水流的中央”，他们的本意大约是想做那屹立在滚滚逆流中岿然不动的砥柱山，所以应该把他们批判的那些人叫“中流”，把他们自己的刊物叫《砥柱》才对)，只是出版多年，影响不大，这一次因为有了这些文章，像“理论纲领”、 “诅咒”、“诬蔑”之类的用词格外尖锐，又是指向成名人物，所以让人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邓小平尸骨未寒，意识形态的争斗就卷土重来?

令人不安的迹象越来越多。涉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名单，也越来越长，根据一篇文章点出来的名字，至少有39人。这篇文章在这个春天里出现在京城，以传单方式公布，到处流传，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作者静心研读报刊，但凡发现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便摘录下来，终于有了结论：从 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又开列“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若干条，还把“自由化言论”的所有者记录在案。按照先后顺序，这些人有：李泽厚、王德胜、陶东风、王若水、王岳川、王蒙、刘军宁、董辅礽、刘伟、樊纲、于光远、刘吉、厉有为、周昭、胡德巧、彭致圭、张厚义、许宏业、刘迎秋、刘新宜、钟朋荣、张维迎、王珏、王山、刘平清、张宇、晏智杰、梁小民、胡绩伟、袁红冰、许明、张文显、浦兴祖、远江、茅海建、李慎之、吴祖光、曹思源、邓正来。

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被拉出来示众，应该说，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举动。有些东西，看来并不重要，也没有过分纠缠。可有些话显然经过充分准备，完全是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比如针对王蒙的那些攻击若能成立，这位前文化部部长和前中央委员就算被投进秦城监狱，也不过分。根据那篇《王蒙其人其事》发表在《中流》杂志1997年第1期。提出的指控，此人是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国外和国内发表了无数的“反动言论”，证明他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在1989年的“北京风波”平息后，他居然“‘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作者愤怒地指出，这个人“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和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分子刘宾雁“心心相印”。不过，“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对不上号”。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比如人为地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类似于揠苗助长;比如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比如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形式……这些想法虽然新鲜犀利，但却并不成熟，而且，作为一个整日忙于实际工作的官员，从事这样艰深的理论探讨实在是勉为其难。他的一同在党校里学习的朋友就曾劝他，“不要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毕业论文也不必认真，随便抄抄报纸就过去了嘛”。事实上大多数在党校学习的官员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厉有为不能同意，他脑子里的疑问太多，打算在这所高级干部的理论殿堂中弄弄清楚，于是费时月余，昼夜苦读，弄得血压都高起来。文章本来还在修改当中，他就在自己所在的学习小组上陈述，大家都说讲得好，让他在班里讲，他就讲了，大约100人听了他的发言。“那些人拿去批判的，就是这个发言，” 他说，“他们既然如此大义凛然，为什么要行此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肯事先说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又为什么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肯让我知道呢?”

被称为“左派”和“右派”的人们相互已经势成水火，和解无望了，双方都说话太多，白眼相向太多，怨毒太深。在这个多事的春天里，敏感的看客都已看出，许多事情突然发生，同此前邓小平的去世和此后即将召开的十五大有着密切关联。对于厉有为、刘吉、王蒙展开如此严厉的批评，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三个人特别坏，而是期望杀一儆百，或者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人一生目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心中明白，这些事情在1997年春天接踵而至，但却不是在这时才有的。它在 1992年以后便在私下徘徊回荡，至少在两年以前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两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时候，加快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中国开始弹奏改革的新乐章。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 这是来自政府的声音。经济学家也在急切地呼唤改革，有如吴敬琏所说，“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至于党的领导人，就更加情急心切。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话的主旨，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锲而不舍。从大局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确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中国人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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