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女教授谢灵称手里还有很多“桃色新闻”举报信

铁骨铮铮混不了社会

拿着全院最低的工资，做一辈子的副教授。“在别人眼里，我是很失败的。”

但谢灵不这么想。

“我想让校领导知道，还有人对他不阿谀不奉承，就是为了公道。”

2012年，谢灵就厦大聘任制度存在的问题给校长朱崇实寄了一封信，但就是没有回应。

“我在信里，不用‘您’，只用‘你’，因为校长本身不尊重我。”

这封信源于两年前的续聘考核。当时，管理学院有三位老师因为科研成果不达标，被解除了聘任合同。其中两位都有超过二十五年的工龄，剩下一位是刚刚生产的产妇。除了后者等到哺乳期结束外，其他两人，在短短三个月内，都被学校除名。

这两个人，后来一个得了帕金森综合征，一个接到通知后嚎啕大哭，四年了，也没有再工作。

谢灵说自己很反感这种对老师弃之如敝履的行为，“就算你觉得没用，也可以人性化一点啊”。

曲江（化名）就是那个得了帕金森综合征的老师。后来，他将厦大告上法庭，按照国家规定，对于工龄超过二十五年的职工，在竞争上岗中没有被聘用，不得被解除与单位的人事关系。厦大败诉，但之后，学校拒绝支付诉讼期间理应发给老师的津贴。

“在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老师没有尊严可言。”不敢得罪领导，因为生杀大权都掌握在后者手中，而和领导搞好关系，则好处多多。谢灵称，一些老师见到领导，就要变得弱智许多；女老师见到领导，则一下子变成少女，撒娇取巧。

这也就是为何许多老师都对当官趋之若鹜，有人曾告诉她，学校里一个处级岗位，就有四十多个教授激烈争夺。

而她自己，则拿着全院最低的工资，做一辈子的副教授。“在别人眼里，我是很失败的。”但她称自己不觉得，尽管会流露愤懑的情绪，“如果我要赚钱，校外的机会很多，我也不想评正教授”。

在长期的“斗争”中，谢灵也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留给学生。

在管理学院的课堂上，有些老师会炫耀自己给大老板讲过课，一堂课多少钱。谢灵则会告诉学生们自己在学校做过的事，包括检举陈汉文，帮助曲江打官司等等。有时，这样的转换显得有些刻意。一个学生回忆说，在讲完专业课后，往往不知怎么就引述到憎恶特权上来。

“她真的是一个正直的人，在默默地与那些本不该出现在校园中的现象和势力斗争。”木林（化名）说，学生们有事了一定会去找她帮忙，比如院系强制要求学生参加活动，他们就会请谢老师帮助学生争取自由。

但也有学生颇有微词，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有的觉得这占用了课堂时间。一个会计系的学长则告诫他的学弟，“这个社会又不是铁骨铮铮就能混下来的”。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举报者开始抱怨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性不彻底。

2014年7月7日，谢灵和丈夫拍完了结婚二十五周年的纪念照。距离上次在网上发公开信，已经过了一年多。生活平静，直到第二天，同事告诉她，你火了。

那封写于一年多前的信，不知为何被翻了出来，放到网上。被公开指责的校长勃然大怒，不仅说她撒谎，还表示对她学术不端的调查早已开始。

突然躺枪的状态下，她不得不匆忙开始“斗争”。后来，许多朋友帮她分析，是不是有人想搞倒校长，利用了她而已。她承认这种可能性，因为已经有数封匿名的邮件或者微信发来，邀请她一同加入搞倒校长的行列。

甚至还有人告诉她，自己知道校长会在哪个地方哪个时间出现，她可以去揍他。谢灵能判断出，这不是一个玩笑，这个匿名人真的这么希望。

而那次掌掴副校长之后，也有意犹未尽者告诉她应该左右开弓。

2013年7月，一封匿名邮件让谢灵知道了副校长吴世农因为婚外情，被老婆泼了浓硫酸，送进医院。后来证实用的是洁厕精。

在谢灵收到的举报中，这一类的匿名信总是最多的。领导和下属开房，老师引诱学生，如同最近曝光的历史系教授吴春明诱奸女学生，各种桃色新闻，谢灵说自己早已接到过许多材料。

这让她愤怒，也让她心生惶恐，被举报者的罪恶让她瞠目结舌，举报人的恨意也让她大吃一惊，“都是为了搞臭、搞倒谁”。一次，为了一剑封喉，举报人甚至搞到了对方将开房算入科研经费的发票存根。

举报者催促谢灵赶快出手，她则犹豫再三。一个原因是，如果自己站出来举报了，他们会愿意出庭作证吗？匿名的就不说了，即使实名的，举报之前也会千方百计提醒，千万不要透露自己的名字。但这些不敢公然得罪领导、同事的弱者，却有着最黑暗的情绪。这些匿名教师身上所体现的“弱者的恶”，让她心有余悸，“之前都是顺民，没有发泄的渠道，一有机会，顺民就变成暴民。这样很可怕”。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学术、都被这个制度扭曲了。

现在，对于举报的内容，谢灵会进行区分，属于提意见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她会去向领导提，据理力争。属于揭人隐私，想把谁搞倒拉下马的，她就不做。

举报者开始抱怨谢灵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性不彻底。

“我不是真的想要斗争。”谢灵说，她只是希望得到公正和正义，但得到的方法，不是要打倒谁，而是靠事实本身。

但这已经不可能。举报者将她视为了一面斗争的旗帜，反对者则将她看做敌人。一方推着她去斗争，一方则认为她总是在斗争。

“到最后，我肯定是两边不讨好的人。”她说。

她有些困惑地发现，双方的戾气，没办法化解。大量斗争词汇被使用到语言中，例如某某及其党羽，例如某某团伙等等。

而她的矛盾是，在不知不觉中，这戾气也属于她自己。在谢灵给领导的信中，同样使用着诸如“卑鄙无耻、黑帮小兄弟、迫害、黑材料”般的文革语言。

对此，谢灵感到无可奈何，“我是想温和的，但到写信这一步，已经没办法了，你不跟他凶，就觉得天下没人可以治他。”

“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后来，她只好通过信仰寻求解释，“《圣经》上不是说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